来源：南方周末

这是一场复杂的伦理悲剧。但在法律层面，没死成的厌世母亲：审判一个携子自杀者罪与非罪的界限明确无误。

2023年12月22日，山东高院作出维持孙乐姝死刑的二审判决。

3年前，2020年4月26日晚，孙乐姝和丈夫孙振涛带着两个8岁的双胞胎女儿一起服药自杀。两天后，一家4口被人发现，最终只有孙乐姝活了下来。

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，孙乐姝试图解释：她和丈夫婚后渐生嫌隙，为争夫家几亩荒地而姑嫂失和，最后不堪经济压力，又怕两个孩子在世受人冷眼，因此夫妻相约携子自杀。

案发近一年时，孙振涛的母亲自杀身亡。

旧恨未了，又添新仇。两家人在村里和法庭上开启了拉锯战。孙乐姝的家人尝试花钱留命，而孙振涛的家人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出具谅解书。

这对夫妻的亲人互相指责，都认为另一方要为这起悲剧负责。

最后的晚餐

2020年6月11日，在潍坊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近两个月的孙乐姝醒来，接受警方第一次询问。

按她的口供，悲剧要追溯到2019年11月的一个晚上。

丈夫孙振涛从潍坊市寒亭区的明阳无纺布工厂下班，出厂门左拐步行回家。他家在前朱里村308国道南侧不到一百米的地方，院里能听到重型卡车碾过路面的轰隆声。

像往常一样，孙振涛回家后向她抱怨，在厂里不顺心、和工友关系差。

听了太多遍，孙乐姝早已心烦。

8年前，21岁的孙乐姝和23岁的孙振涛结婚。随着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出生和经济状况的日渐窘迫，生活很快变得愈发艰难。

村支书、雇主和工友都知道，这对年轻的夫妻频繁争吵，甚至分居。孙乐姝不止一次向朋友诉苦，婚姻不如人意，为了养育女儿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。

但2019年11月的那个晚上，孙乐姝对孙振涛说了句：“真的活够了，一块死了算了。”

“行啊。”孙振涛给出意料之外的回答。

对于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双胞胎女儿，他们商量好要“带着一块”。

起初，他们尝试烧炭。2019年12月17日，孙乐姝在网上搜索“烧炭自杀怎样百分之百成功”。

2020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，孙振涛备好煤炭，孙乐姝点燃炭炉，搬进卧室。她关好门窗，和两个女儿一起在床上躺下。

不知出于何种原因，夜深时，孙振涛悄悄把炭炉搬了出去。

孙乐姝也考虑过吃头孢再喝酒，但酒和药的摄入比例不好计算。她想起，上一年春节，她的母亲王秀琴曾吞服药品A自杀过。

她把药名记成N，却阴差阳错找到合适的替代品。二者都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。

她自称，在孙振涛的默许下，她陆续买了20瓶药。但他们一直没有付诸行动。

自从2019年末从纺织厂辞职后，孙乐姝就为照顾在家上网课的孩子，没再工作。

2020年2月底，她宣布在网上开了家买手店，接着紧锣密鼓地在家里开辟一角，放上衣架和圆形试衣台，频繁地发视频宣传。3月底，她还邀请3位朋友到家里试穿她选的百元内平价衣服。

4月，孙乐姝报名了经营网店的课程。有女装供应商加她，指出她的淘宝店铺状况糟糕。孙乐姝在微信上解释，“（网店）好几年前开的了，最近又刚开起来，也不会打理”。

4月12日，她的拼多多店铺开张，陆续有人下单。第二天，她抱着7件衣服去发货。

2020年4月26日晚上6点20分，孙振涛去村里的小饭店买了他们最后的晚餐食物——和乐，这是潍坊当地用鸡汤炖煮，佐以香椿、肉丸的一种面食，面条劲道，肉香汤醇。在后来的尸检中，孙振涛和两个女儿的肠胃里还有尚未消化完的和乐。

就在那个夜晚。孙乐姝向他发出了邀请：“差不多了吧，早就都准备好了。”

孙振涛回应，“行啊，一块走了算了。”

“从一开始就错了”

后来，这对夫妻的亲人复盘这桩婚姻，试图找到悲剧发生的征兆。他们都说，从一开始就错了。

不过，在2011年刚结婚时，这也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爱侣。

2010年，22岁的孙振涛在亲戚的婚礼上遇到了20岁的孙乐姝。她高挑匀称，皮肤白皙，面容姣好，低头时的神态像极了一位港星。在自己拍摄的带货视频里，她杏仁状的眼明亮有神，鼻梁直挺，说话含蓄，音色柔和。

被村民评价“内向腼腆”“长相平平”，平日盯着脚尖走路的老实人孙振涛，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。

他们和村里大部分“90后”有相同的成长经历，初中没毕业就离开学校，辗转于村子附近的工厂。

“风筝之都”的声名往往让人忽视潍坊制造业的发达。仅在孙乐姝、孙振涛长大的前朱里村，就有66家纺织厂、22家机械加工厂，招工广告随处可见。

巧合的是，两家就隔着一条308国道，孙振涛家在国道南边，她家在北边，步行距离2分钟。他们也算门当户对，经济状况相仿，两家的房子差不多大，就连房间数也差不多。

这个少言寡语的男人天天开车接送孙乐姝上下班，给她送饭。那是一段难得的幸福时光，连王秀琴都说：“我做丈母娘的都羡慕。”

至少在当时，孙乐姝和父母相信，难得木讷是良人。

就像到了时节，地里的作物会发芽一样，恋爱谈了一年，该结婚了。

婚礼定在2011年7月。当天，身穿短袖白衬衫、胸口别着红色襟花的孙振涛爬上一棵开玫红色花的树。他眉眼板正，国字脸上几乎看不出表情。

他后来私下告诉小舅子孙明轩，能娶到漂亮又能干的媳妇，他很满意。

孙明轩起初觉得，这个姐夫窝囊，因为姐姐被几个半大小子欺负时，孙振涛不但不去打，还想拉着姐姐走。后来孙明轩才知道，孙振涛也会发脾气，而且有时候会打孙乐姝。

他们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。一罐奶粉三四百元，两个孩子的奶粉得按箱买。到了读书年龄，孙乐姝又让孩子去私立双语学校，两人一年学费1.6万元。

孙乐姝只能找娘家接济。王秀琴给孙乐姝钱，被孙明轩撞见过两次。孙明轩家进门处有面大镜子，侧对着里屋。他一开门，里面的孙乐姝听见声响，赶紧把钱揣进口袋里。

这些年来，除了帮女儿交社保，到案发前，王秀琴陆陆续续给了孙乐姝近10万元。孙振涛也找孙明轩借过钱，最近的两笔分别是5000元和1000元。

双方亲人都认为，这桩失败的婚姻应由另一方负责。

孙乐姝的亲属曾几次撞见孙振涛翘班上网，认为他不务正业、挣不到钱。而孙振涛的家人说，是孙乐姝花钱大手大脚，不会过日子，“自从她嫁进来，家不再像家”。

孙乐姝一度想要带着两个孩子离婚。但身边人劝她，一旦离婚，她难以承受抚养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，还要面对村里的流言蜚语。王秀琴对女儿说过，“你离了会累死的，他再不好，多少拉拔拉拔你也行。”

可是，婚姻的裂痕越来越大，似乎再无弥补的可能。他们开始分居，怀疑彼此的忠诚。孙乐姝的绯闻让孙振涛窝火，而孙乐姝也在孙振涛口袋里发现过避孕套。

根据孙乐姝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，案发前两天晚上，孙振涛给她看了一个视频，是一个人中毒口吐白沫，浑身抽搐的视频。孙振涛笑着对她说，“快看，你马上就是这个德行了”。

“我们仨要死在一块”

2020年4月26日19点，潍坊夜空多云，刮着三级南风，气温略低，平均只有6.5摄氏度。

在客厅里，孙乐姝撕开为自己准备的5瓶N药盒，扔掉外包装。每一瓶里装着100片淡黄色小圆片，无臭无味，每片剂量是25毫克。

这是治疗精神分裂症最常用的处方药之一，凭执业医师的处方才能购买。她在网上找人开了一张互联网医院的处方，分三次在网上买了20瓶。

2020年2月29日，她第一次买了10瓶药，拍照发给了孙振涛，他让再买一些。3月19日，她又下单买了5瓶。药到手后，她担心孩子太小，吞服药片困难，就用蒜臼子把10瓶药片磨成粉末。

但她说，孙振涛再次让她买药。

4月18日，孙乐姝又买了5瓶N。拿到快递后，她把药给孙振涛，说“药买来了”。孙振涛什么也没说，拿着药走了。

孙振涛找到工厂老板，称家里有事，要请三个月假。

老板说，他觉得蹊跷，因为孙振涛以前经常请假，一般两天左右。这次时间长，连理由也说不清楚，所以他最后只给批了20天。

4月26日19点47分，孙振涛出了家门往北走，在明阳无纺布工厂附近扔了一次垃圾。

回家后，他去母亲刘兰香屋中。平日里，两个孩子和奶奶一同吃住。他跟刘兰香说，他们次日要去泰山玩，要把两个女儿接过去睡。

刘兰香还问他，“你们刚从泰山回来，怎么又要出去玩？”这之前，她问过孙振涛，为啥还不去上班，他只是搪塞，“要去了”。

孙乐姝把提前准备好的两瓶香芋味奶茶和N药粉从梳妆柜里拿出来。她把奶茶打开，每杯倒入两瓶N粉末，冲上热水，端给两个女儿。

她说“喝了吧”。两个女儿很听话，什么也没问，端起来就喝。孙振涛就在一旁看着，什么也没说。

孩子们没有喝完。她说，“到床上去睡觉吧”。接着，孙乐姝也走进西侧的卧室，就着一罐水蜜桃啤酒吞完了5瓶N药片。

她躺在两个孩子中间，一手搂一个，心里只想“我们仨要死在一块”。

没有人知道孙振涛是什么时候吃的药，怎么吃的药。记录他生前的最后一段录像显示，案发当晚20点08分，他走出西门，拎着垃圾再次前往院子北边的垃圾桶。2分钟后，他往回走。后来，警方在垃圾袋中发现了4个N药瓶和2个青岛啤酒空易拉罐。

一审法院审理认为，现场无打斗痕迹，对于一个成年健康男子来说，5瓶药，非自愿服下难以实现。

案发时段，孙明轩曾到过这家门口。

当晚19点左右，他把车停在孙振涛家东门。他想让孙乐姝给他做个肉火烧吃。大门的灯亮着，听不见院内的动静。他正要推开大门，突然接到电话，有人找他，他就走了。

夜幕笼罩华北平原。

N开始发挥药效。它们顺着食管进入胃肠道，在胃酸和其他消化液中逐渐溶解，接着被血液运送到人体各个部位，在中枢神经、消化、呼吸和心血管系统里掀起狂风暴雨。

就医学角度而言，N最大日剂量为900毫克，孙乐姝一家几乎每人的摄入量都是它的10倍以上。

过量摄入N，人会出现意识障碍，甚至昏迷。它还会不断刺激唾液和呼吸道腺体的分泌，分泌液在口腔中汇聚，陷入昏迷的人可能会无意识地吸入，进而导致肺部受损，甚至引起呼吸衰竭。

当过量的N抵达心脏时，指挥心脏收缩和放松的节拍也混乱了，就像乐队突然停止演奏一样，心脏也突然停止了跳动。

“以上特征符合中毒征象改变。”法医在孙振涛和两个女儿的尸检报告中指出。

两天后的上午七八点，孙乐姝父亲接到学校的电话：两个外孙女接连两日缺席网课，家长失联。

他走进孙振涛家的院子，一边嘟囔着“几点了还不起来”，一边进入客厅，推开卧室门，看见两个大人趴在地上，两个孩子躺在床上。

经抢救，只有孙乐姝一个人活了下来。

屋檐下，院里斜拉着的铁丝上，还晾着孩子春天穿的衣裳。

死仇

四年间，王秀琴肉眼可见地衰老。

她的眼窝内凹，眼睑因过度悲伤造成的失眠而发黑，头发斑白。她不再往孙振涛家的方向走，也不敢造访常给外孙女买零食的超市。她常同身边人说，当初他们闹离婚时，让女儿离了就行了。

孙乐姝出嫁后，原先属于她的卧室被重新布置成了父母的房间，门厅处新栽种了两盆菊花，一白一黄。

现在，家里再也没有她的一丝痕迹。连手机上的聊天记录，王秀琴也一并抹掉了。她不敢再看。

孙乐姝的父亲也不再酗酒、打牌，他开始去厂里打工，维持家庭开销。

为孙乐姝的案子奔忙的重任压在了1997年出生的孙明轩身上。他换了份更忙、更挣钱的工作。与他相恋多年的女友，也在这期间选择了分手。

另一起悲剧发生在案发近一年后。2021年3月25日，孙振涛的母亲刘兰香在自家院里服毒自杀。

孙振涛一家，只剩下他姐姐孙红。

一审庭审中，公诉人在法庭辩论环节要求严惩时，也将孙振涛母亲之死纳入考量，“本案的发生造成了孙振涛母亲不堪精神压力，引起连环自杀的严重后果。”

孙振涛家大门的锁孔已被焊死，门口杂草丛生。几年前张贴的春联掉得只剩一半，红纸褪成白色，院内的枯草亦有一人高。

2022年1月28日，在春节前4天，案发近两年后，潍坊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。

孙明轩对结果难以置信。他聘请的本地律师告诉他“一般判个七八年”，但法院的判决是死刑立即执行。

被害人近亲属孙红也聘请了诉讼代理人，告知法庭她放弃民事赔偿，只求严惩孙乐姝。

潍坊市中院认为，孙乐姝因悲观厌世购买致死药物，给两名未成年女儿服用致死药物，与其丈夫孙振涛相约自杀，非法剥夺他人生命，致三人死亡，构成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

孙明轩坐立不安。春节前一天的凌晨3点，他在网上找到北京一家专职公益法律援助的律所，按照网上的邮箱地址发了封邮件，正文言辞混乱，语气近乎哀求。他很快收到回信，对方建议他先找律师上诉，并未表态愿意接案。

2022年2月21日，他带着一堆材料开车去北京，找律师签了委托合同。

2023年10月24月，二审在山东高院开庭。庭审结束一个月后，二审律师再次来到前朱里村孙乐姝三叔家。三叔是孙乐姝家族的话事人，经营着一家小工厂。前期，孙乐姝住院费和医药费都是他支付的。

孙明轩也在场，四五个人围坐在茶台边上。这一次，他们希望能通过获得孙红的谅解，为孙乐姝争取生的机会。

案发后，两个家族的人成了仇家，几乎没了来往，村支书上门斡旋，孙红也不给面子。

按孙乐姝所述，她和孙红的仇是在2015年结下的。

孙振涛家南侧有五六亩荒地。孙乐姝认为，孙红早已出嫁生子，那块地理当归孙振涛和她的两个孩子。但孙红和婆婆并不这样认为。为了这块地，孙乐姝与孙红决裂。此后，孙家院子中央砌起一堵墙，将公婆和孙振涛一家隔开，各自从东西侧门进出。直到2017年5月，孙振涛父亲去世后，这堵墙才被推倒。

这块引起姑嫂失和的荒地，原来的权属是孙家的还是村里的集体土地，抑或无主地？南方周末记者多次尝试联系孙红，她一直拒绝沟通。前朱里村村支书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

要求情，首要任务是找到合适的中间人做说客。三叔坐在泡茶台的主位上，拿着手机挨个翻找电话。

村子很小，大家都知道这两家人的事。有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，有的接通了，还不等三叔说完，对面就拒绝了。

从中午到日落，三叔许诺了些好处，终于有人揽了这项活。

孙家愿意花钱留孙乐姝一条命。

三叔表态，他可以资助一部分。孙明轩也说，可以把他的车卖了凑钱。王秀琴得知此事后，也同意拿钱换命，但家里已经没有存款，能变现的只有她的铺子和车，“超过二三十万”就不求了，因为孙明轩还没有结婚，还要为他考虑。

2023年11月30日，二审辩护律师会见孙乐姝。律师告诉她，家里在为她积极筹款赔偿，可能要100万元。不想再给家里增加负担的孙乐姝在另一头哭着说“不能给”。

没过两天，争取谅解的尝试就宣告失败。

律师给王秀琴做工作，希望她能登门向孙红道歉，争取孙红的谅解书，这可能会保住孙乐姝的命。

王秀琴同意了，但隔天又反悔：“一切都是她（孙红）害的。”

孙红的态度也一度松动。

律师曾登门拜访过孙红，孙红的丈夫请律师落座。孙红没有明显抗拒，打电话叫来孙家几个旁系亲属征求意见。但亲属一到，就对律师说，“我们不接受赔偿，就要她（孙乐姝）死”，然后把律师轰了出去。

孙红一方提交给山东高院的一份声明中表示，孙乐姝的行为造成“孙振涛一家孙氏族人家破人亡！”，他们拒绝接受任何赔偿，坚决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

孙乐姝的家人说，他们和孙红算死仇。

翻供

2020年6月11日，孙乐姝躺在重症监护室，第一次接受警方询问时，她承认了自己买药、给孩子喂药的所有事实。

此后的3次口供，均是在第一次询问的基础上补充细节。公安机关还根据她的供述找到了碾碎药片的蒜臼子。

但在2020年10月12日，孙乐姝在接受检察院询问时，突然翻供。

例如，她说最初烧炭自杀是孙振涛搬的煤炉，最早提出服N自杀的也是孙振涛，案发那一晚也是孙振涛说的“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喝药吧”，就连两个孩子的药都是孙振涛喂的。

在询问快结束时，检察官问她，“你现在讲的和之前对公安机关讲的不一致，为什么？”孙乐姝回答：“当时我就想死，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我还有父母，我就想把事实说出来。”

这导致，在一审的法庭辩论环节，公诉人向法庭提出，归案后，孙乐姝的认罪态度起初比较好，但后期思想转变，“直到今天对于作案的所有关键环节予以否认，企图逃避责任，并没有真诚的悔罪”。

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，依法对孙乐妹判处死刑，从严处罚。

2022年1月28日，潍坊市中院继续开庭，审判员宣读一审判决书。审判员问她是否上诉，她当时的回答是“不上诉”。

但5天后，她在看守所里还是手写了一份上诉状，表示无法接受孙红成了被害人家属，“没有她就没有一切的发生”。

在二审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，孙乐姝为自己的翻供做了解释。

她说，在内心深处，她对所犯的罪是认账的，“一直以来，我不敢承认、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我自己不愿相信也不敢面对因为自己的过失造成女儿的死亡”。

“我一直用自己编造的谎言来麻痹自己，谎言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以为真，深信不疑了，以至于被拆穿之后恼羞成怒。”她觉得，“可笑的是，最该死的我最后竟然唯一活了下来。这已然是老天对我最重的惩罚了。”

在庭上旁听的孙乐姝同事刘娜想起，2019年，她和孙乐姝一起在纺织厂上班时，曾聊起新闻中好几起母亲带孩子跳楼或投河事件，孙乐姝当时流露出理解之意，“她说‘如果不走到那样的绝路，谁愿意带自己的孩子走？’”

“忘了我”

山东高院在二审判决中认定，孙乐姝消极厌世，故意非法剥夺两个亲生女儿的生命，并为丈夫提供自杀的药物，致三人死亡，罪行极其严重。

孙乐姝到案后如实供述其故意杀人事实，但在一审阶段翻供，在二审庭审时再予认罪悔罪，二审期间虽得到其父母的谅解，但未得到被害人其他近亲属的谅解，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。

尽管判决在春节前就已作出，但直到2024年3月12日后，律师和孙乐姝家属才陆续收到判决书。

之后，案卷材料将被运送到北京市东城区北花市大街9号，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。

作为死刑案件中最后一道把关程序，刑诉法没有规定复核时限，快则数月，慢则长达数年。律师摸索出的规律是，裁判文书下得越慢，改判的几率就越高。

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研究者统计过2018年到2020年期间最高法下达的死刑复核裁定；258名被告人中裁定核准的共257人，未核准并改判死刑缓期二年的，仅有1人。

为这场诉讼奔走到第四年时，孙乐姝的家人已经疲惫不堪。

即便她被改判为死缓，她也要面临漫长的牢狱生涯。最为现实的问题是，等到她有朝一日走出监狱时，父母是否还在人世已成未知之数，谁又来为她养老？

在二审宣判前的一个夜晚，孙明轩说，他想明白了一件事。虽然他想救姐姐，也特别希望她能出来，“甭管（等她）20年、30年。但不可能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，再去放弃父母、放弃我自己的家庭。咱就说句现实一点的东西，我们也要生活，对不对？”

2024年3月7日，在潍坊市看守所的孙乐姝比其他人更早得知二审的结果。她写了一封信：

“爸爸、娘、磊（孙明轩小名）。见字如面，当你们拿到这个本子时，我可能已经去往执行的路上了。请你们不要悲伤，不要难过。因为此刻的我，内心平静又从容，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执行，因为我马上就要解脱了。

我一点都不害怕，真的，只是觉得愧对你们。长这么大，没为咱家做一点贡献，净给你们丢脸了。我对不起你们，让你们承受那么大的压力。

我在这里待了四年，学了很多，其中一条就是万事不强求。有时候不是自己想要什么，就能得到什么，我们尽到最大的努力，剩下的就是老天的安排了。

我们要学会顺从天意。一切都是命，谁也赖不着。在最后的时光里，我找了自己的价值、自己的人生，也找回了自信。我不比任何人差，甚至可以做到比别人优秀。这就已经够了，我这短暂的一生并没有白来。

我在这里表现得很好，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，信服，警官她们都说：孙乐姝是全监区最优秀的押员。所以听我的，好好生活，好好过日子。千万不要因为没有改判、没有（取得）谅解而冲动行事。

不要因为我的离世而不理智，不要因为我搅得家宅不宁。

好好生活，忘了我！”

（孙红、王秀琴、孙明轩为化名，南方周末实习生代紫庭对本文亦有贡献）

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